二二一厂之金银滩的蓝天黑了

-回复 -浏览
楼主 2019-06-07 18:07:43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寻找百位老人

讲述二二一厂故事

诠释二二一厂精神

珍惜二二一厂集体荣誉和历史功勋






作者:春雷






金银滩,是一颗镶嵌在青海高原上的璀璨明珠,四面环山,环境优美,高山顶上四季积雪。雪莲花顽强地生长在高岩陡壁;雄壮的牦牛在草原上奔腾;洁白的羊群在草原悠闲地散步;马兰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坚韧不拔地绽放着鲜艳的花朵,为草原的美丽贡献着自己。


金银滩原子弹城的人们,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克服困难,冲破千层浪,一个个蘑菇云划破天空,震动着中国大地,震慑着那些霸权主义者。党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原子弹城的人们。


金银滩,也会有电闪雷鸣,暴风骤雨;也会有狂风肆虐,天寒地冻。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金银滩草原上风起云涌,一场政治大灾难压在万名职工和两万家属的头上。金银滩的蓝天一下子变黑了。



01



一九六九年九月,上级领导口头通知我,被调到四川九院二所任后勤部副部长。把我几十年的公安保卫工作改了行,做我从来没做过的工作,对这个任命打心眼里不满意。我去找被调到二所当所长的军代表,要求调整我的工作,他准我休探亲假,工作问题以后再说。


一九六九年的二二一厂算是平静了,政治活动和科研生产走向正规。因为科研、生产的需要,设计部、实验部的全部和各生产部的一部分转移到绵阳地区,开始实行大搬家。


九月底我回到北京与家人商量,去四川后找房子搬家一事。因为这一走不知几年才能回老家,所以夫妻二人回老家看看老人。在旅顺没住上二十天,二二一厂来电报催我火速回厂。回到北京方知二二一厂发生了“三大案件”。


二二一厂的所谓“三大案件”为:


一.  十一月十四日第二生产部的一个工号的炸药半球坠落,发生爆炸,整个一个水泥建筑的大地堡工号被炸毁,造成了三人牺牲的重大伤亡事故;


二.  自备电厂一处地下输电电缆接头过热发生爆炸,造成基地四十四个小时停电停水科研生产中断,生活困难;


三.  实验部七厂区的“机密资料丢失”。


这是核工业的一大不幸。党中央、国务院派工作组,到二二一厂调查处理三大案件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个工作组是由林彪死党分子赵登程把持着,制造出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错案,震惊青海省,震惊国防系统,惊动了周总理。



02



我是十一月底回到厂里,进厂后就给人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有一种前所未有压抑感。我当时想,我是管科研生产保卫的,催我回来是让去查某个案件。其实不然,仍叫我去查那个“反动标语”案,那个时候他们对什么人都不相信。


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赵启民,空八军副军长、公安部军管组副组长赵登程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下称二赵),在二二一厂召集万人大会,在不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说:“三大案件是敌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破坏。”号召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在全厂范围内开展大破案运动。


趾高气扬的赵登程,讲话的声音宏亮,语词流利,逻辑性强,有号召力,也有煽动力。可是他在一个错误路线指导支配下,他的宏亮、流利、号召力越强,往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就越远。


陷害、摧残、镇压二二一厂广大职工的“二赵”运动从此开始了



03



在这里说几句人人皆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在一九六四年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真是一天天好起来,人们的精神面貌一新,干劲十足,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生活水平极大改善。


二二一厂的广大职工也是干劲冲天,从建厂初期的艰苦创业到轰轰烈烈的草原大会战,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爆炸成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祖国沸腾,世界震惊。中国改变了世界,同时也为我们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发展建设新时期。


然而,就在这个关头,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整整六个年头,在中国大地堆积了大量黑乎乎沉甸甸的两个字——折腾。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受折腾,机关事业部门受折腾,工矿企业受折腾,大中小学受折腾,家庭受折腾,个人受折腾。


二二一厂受的折腾最典型!最历害!!


从“五一六”通知开始,二二一厂就紧锣密鼓地跟随,大小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吴际霖”。总厂机关各部门、各生产部的一、二把手,都在受批判之列,这群人口出狂言:“这个走资派的帽子我说给你带上就带上,我说给你摘下来就摘下来,看你老实不老实。”


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就是造反派的个性,这就是造反派的脾气。他们不受任何法律控制,不受社会道德约束,不受任何机关管辖。一个人或几个人举起一面某某造反派的大旗,就可以造起反来。今天斗这个当权派,明天给那个当权派带上高帽子,横冲直闯,无政府状态严重。


全厂的造反派组织成十上百满天飞。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谁先挑头张罗组织群众,谁就能当上这些群众组织的首脑。但是,这些首脑们也得找他们的靠山,目标就是找那些岗位上的领导们。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首脑们都是以自己的标准,寻找有共同语言、相同观点的人发展扩大组织。从小派系扩大到大派系,最终在全厂形成两大派:一个是“草原红色造反总部”,一个是“革命联合造反总部”。


都是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各自找到一大批处级干部做自己的支持者,这叫领导干部要站好队,表了态的就是个革命干部,中间派的就是逍遥派的干部。人人都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没有世外桃园。


说实在的也都是糊里糊涂跟着跑,喊了几年革命口号,读了那么多书籍报刊,都是拿着小红本本,其实都是在错误中游泳,在错误中走路。当然,这个惨痛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剖析和总结。



04



在文化大革命初、中期,我们这些公、检、法、保的当权派们还算过得去,只不过是批批斗斗,边批边工作,这也是核武器工厂的性质所决定的。更是周总理在毛主席批准下做出的重大举措,即:这些单位和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夺权,不准停产,不准串联,不准武斗,不搞四大,保证工厂稳定,保证工厂绝对安全。


但是,那些造反派们不管这些,依旧我行我素,他们造起反来是不计后果的。一九六七年两大派各霸一个山头,在十八厂区与三厂区之间的柏油马路上划了一道红线,把南北朝鲜的“三八线”,定名这道红线叫“三八线”。以北是一派组织占据,以南另一派占据。


他们分别扣押了支持对方的幕后当权派。水电、粮食、交通都被各派控制,群众出入自由都受限制。


厂内两派发生武斗时,我正在北京休探亲假,八月假期结束后,只好无可奈何的回厂了。到了西宁小楼(二二一厂的招待所),才知道从正常路道进不了厂,需要从青海湖绕道从团保山的山口进厂,只好乘运粮的卡车返厂。


两大派武斗是各霸一方安营扎寨,宣传车的大喇叭吵得你无法工作和休息,他们的对骂声更是难以入耳。双方说打起来就打起来,大刀长矛林立,我在保卫部的楼上就亲眼看见双方是怎样武斗的。


有一天,双方在总厂办公楼后至军管会的楼前的空地上,展开了一场“大战”。那些勇士们人人头戴三角形的铁帽子,好像是清朝的清兵,就是没有那个红顶穗。对起阵来又好像工农革命时期的长矛大刀自卫队,冲起锋来还真有不怕死的,对着自己的阶级弟兄喊:“冲啊,杀啊。”


看到这个场面真叫人难过,让人揪心,又觉得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一九六七年全国武斗成风,是自我摧残的年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年代。



05



二二一厂广大职工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一九七0 年二月十七日的大开杀戒总厂俱乐部当时是西北地区有名的文化场所,可是这一天俱乐部广场周围,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士兵,端着自动步枪和冲锋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俱乐部屋顶架有机枪,戒备森严人人恐惧。一万多职工和家属参加的万人大会,却不知道二二一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连我们保卫部长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记得好像是随机关队伍参加的大会,坐在中间靠后的地上。大会开始押上七、八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陈长贵、宋应松先当冤枉鬼,宣读了他们的所谓罪状之后,就宣判他们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命令。行刑地点就在总厂百货商店西边的草原上,执行死刑时大会主持人向全场高喊:大家往西看。其实大家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枪响。


当场还公开逮捕了以马文申为代表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那位赵登程首长杀气腾腾,扬言:“若仍执迷不悟,以后还要用机枪扫大炮轰。“真是达到震慑“敌人”的作用。正如这位大首长所言,一九七0年夏天又重演了一场恐怖的血案。


那三个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究竟是什么人呢?真是故意杀人犯、反革命分子和生产破坏分子吗?



06



一九八五年我为了弄清楚“二赵”期间的一些问题,从青海省矿区法院调出有关案件档案,细细看了几天,我对案情的记忆特别深刻。

    

陈长贵,男,是二二一厂职工医院著名外科主任,是从沈阳市调来的,深受广大职工喜欢的外科医生。他的所谓罪状主要有两个,一是杀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二是阶级报复杀害幼儿。


四清运动¹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是以内部矛盾提出的,经四清工作队几次调查研究不属于医疗责任事故,做了结论的。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又有人不知处于什么目的提了出来。


这次可上纲上线了,陈长贵是地主出身,因此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案件了,由厂革命委员会批准,西宁学习班审查,交人民群众专政。从档案材料中看,均为四清时审查的材料。西宁学习班没有一份审查材料,更没有“二赵”时期的调查和审讯材料。就这样,没让陈长贵讲一句话就给处决了。


而事实是:第一个案例是驻厂警卫团一个战士,在投掷手榴弹训练时失手,颈部被手榴弹炸伤,颈部左面有一块弹片,生命有危险。由兰州军区医院外科主任、医生、厂医院领导、外科大夫共同会诊,确定要不要取出弹片进行抢救。


会诊记录意见是:弹片击中颈部的要害处,手术也不一定会挽救生命,还是手术取出弹片,争取一线希望,这是会诊医生一致的意见。问题出在手术中,主治医生陈长贵看错X光片,将有弹片的左边错开到了右面,此时病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第二个案例是某女职工生的幼儿,经医院诊断是肠粘连需要手术。陈长贵提出他不是小儿外科医生没有经验,请家长送省医院小儿科,家长几次要求不转院,甚至说出治不好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陈长贵无奈地给幼儿做了手术。


在手术中,陈长贵还为幼儿输了100CC血,但是手术失败了,婴儿死亡。这两个案例不论从哪个角度上纲上线,也不能说是故意杀人。定为故意杀人罪,除了定案人的蓄意,不会有第二个解释。

    

宋应松,男,实验部技术员,四清时被查出有“反动言论”,书写“反动词句”,一九六七年由矿区人民法院判决十八年徒刑,在青海劳改。他的那些言行和词句,在四清批判时就已经上纲上线到对社会不满,含沙射影攻击社会主义,判了十八年徒刑。


这本身就是左倾的产物,更是个错案冤案。可是“二赵”把他从劳改队拉出来,连话都没让说就给处决了。这一案例也是除了定案人的蓄意,不会有第二个解释。

   

张邦鹏,男,第二生产部技术员,二0 一车间炸药合成工艺员。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分到二二一厂的,因为没有按时报到扣他二百元工资还是两个月的工资(记不准)而不满,与另一技术员说了些牢骚话:让我损失二百元我让他损失二十万。这句话在四清运动中被揭发。


由二生产部四清工作队,调查他在炸药配方上出的差错,造成一批半成品不合格。因是研制阶段,此配方也是经过几个审查关,不能由他一人承担结果,只定为一般事故,经核对除能利用部份外损失约一万八千元。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包括张邦鹏本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揪了出来,再次审查仍未发现新的问题。


“二赵”批示再次算损失账,就由某一工程师也不知从哪儿算出来个整二十万。这就与张邦鹏所说的“让他损失二十万”的有计划破坏相吻合,也不用再问一句张邦鹏,拉出来枪毙了事了。这更是除了定案人的蓄意,不会有第二个解释。

    

这三起被制造的杀人冤案,都是“二赵”陷害职工,为扩大“破案”成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这被他们以后再次制造杀人冤案,以棒子下出材料,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的政治目的所验证。



07



经过几个月的棒子下出材料的大坦白、大检举。地挖三尺,挨家、挨户、挨人所谓的保密大检查。让我记下几件叫人心碎的痛心事:


第一件,一九七0年三月,在全厂范围的万名职工的家中、单身宿舍,进行所谓保密大检查,在检查中都有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持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所有能查到的地方都要一处一处的查,所有能见到的东西都要一件一件的看,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物件一律拿走,连红楼梦、唐诗、都是禁书,那孔夫子的书更难逃“法网”。


在检查我的物件时,我就有一个小木箱子装有几本书和衣服,没查出什么来。可是在我出狱后,发现我的箱子底垫一张报纸,上面有刘少奇主席照片,如果说保密大检查时发现了,当天就会被专政。


赵登程在万人大会上公开说:“有人说保密大检查是违犯宪法,宪法是人民制定,人民就有权修改。”多么狂妄,多么反动,他们才是反革命。他们又有重点地进行了几次非法大检查。


第二件,是这个清队破案工作组还没进厂就定下调子,在第一次万人大会上,就武断地宣布:“二二一厂有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三大案件都是这个阴谋集团,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破坏。”


在这个先入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以大棒子下出材料,挖出以赵传国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挖出各类反革命组织像葡萄似的一串一串的,什么“西北派遣军”、什么在”蒋光头像下公开宣誓“的一帮一帮的蒋匪特务,苏、美、英特务厂内到处都是。


赵登程形象化地说:

什么”反革命分子像葡萄似的一串一串的“;

什么”烟灰缸、玻璃球是特务联络信号“;

什么”偷了一个原子弹装在衣服口袋里“,

什么”党委书记厂长明目张胆地开党委会,计划实施破坏电缆设施,还发了破坏活动经费”……


这位党委书记被屈打成招,折磨的奄奄一息,在病床上逼出一个所谓坦白认罪书,在全厂坦白控诉大会上放了那个录音,不久他就见了马克思,这是被迫害致死的第一个抗战的老干部、分厂党委书记。


反革命分子、各类坏分子被关押的有二千多人。

就是在这么一帮反革命特务分子控制下,一个被资产阶级大染缸染黑的二二一厂,造出来了原子弹、氢弹!!!

你信吗???

要说信,你信哪个?

这真是开了个大大的政治玩笑。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专政了



08



自己人折腾自己人。牛棚这个词从字义来解释它就是个栓牛的棚屋罢了,没有什么褒义词或贬义词之说,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牛棚”就有着重大的政治内涵,它栓的不是踏踏实实埋头干活的老黄牛。栓的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干部、老科学家、老教师教授、老工人。


凡是在港澳台、海外华侨有亲朋好友;凡是到过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凡是去过苏联留学或代职深造的;凡是在大大小小单位当权的,这些人只要是造反派看不顺眼,特别是掌了权的造反派,就给你制造出种种罪名,罗列些莫明其妙的罪状,把你关进牛棚里。


这么些“甘当孺子牛”的人们,遭受那些看牛官们,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逼、供、信的刑罚,比法西斯有过之而不及。有多少冤鬼死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有多少阴魂在九泉之下喊冤叫屈;有多少伤残傻疯还在那承受痛苦;有多少受不白之冤酿成的不公平待遇;有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等等,很多事情都要从这牛棚说起。


在“二赵”的密谋下,二二一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队破案”运动。赵登程全面否定二二一厂,说:“二二一厂是地、富、反、坏、右的安乐窝,是资产阶级的大柒缸,有一批国民党的特务,有日本特务,有美国特务和苏联间谍。”


为了达到控制二二一厂的目的,从部队调进一个整编运输团,调进转业军工三千四百多人,分配到各个科研生产单位的所有岗位,号称“掺沙子”。从部队调进营、团、师级干部二千三百多名,十几名军级干部,组成了院(厂)部(处),科研与生产车间三级工作组,控制了二二一厂的一切大权,原来的干部一律靠边站。


一九七0 年四月中旬,在总厂干部学习班当指导员的我,突然被通知回保卫保密学习班学习。此时正是全厂抓反革命的高潮,保卫保密学习班门前设一个大字报棚,专门揭发保卫保密系统所谓反革命罪行。大字报里点了我的名,看了大字报后给人的感觉:来势凶猛,以势压人。


全学习班大会上批斗两个人,一个是政法大学毕业刚分配到保卫部,清白无瑕的革命热血青年陈树新,一个是军运科忠心耿耿小邢,罪名是搞情报特务活动,将保卫部的机密档案和军运机密送给敌特机关。这时我才知道他们二人被专政了。


第三天总厂机关工作组组长于某来学习班大会上,宣布我被隔离审查。从此成了群众专政对象,蹲了牛棚,二十四个小时有人看管不得自由,到厕所要报告押你去,吃饭牛官给你送,除了睡觉都得坐在小板凳上,责成你明思苦想坦白交待问题。



09



被宣布隔离第二天早晨(当天还没被人看守),我独坐在东草地上,望着东方初升的太阳,心里默默的说:”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啦?北京啊,我的亲人什么时候能见面?“整整坐了一个小时,不记得是谁把我找回去,从那时再就没自由了。


十天内专案组两次共批斗了四个昼夜。每次两个昼夜24个小时不让休息,90度弯腰站立,汗水流在地上一大片,专案组成员轮流打。开始还仅仅是用手打耳光,用脚踢腿部、踢臀部。随后开始升级了,有一个人用烟头烧嘴,用拳头打胸,某某一拳打在我的胸口上把我打倒在地。


重点追查我是如何将政保科的机密材料送给敌人的,谁都知道这是犯杀头之罪的。这简直是个政治陷害,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在我分管时间内绝对无此事发生。两次的四天四夜就追这一个问题,我就是一句话:没有。


后来才知道,是有人被逼供说是我批准拿出机密材料的。可是被逼供的人不是保管保险柜密码和钥匙的人,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呢,专职保管人完全否认有此事发生。大概是这个专职保管人是专案组信任的人,这才不再追查此事。我,也就被搁置一两个月。


还有某科长瞪眼说瞎话,说我包庇张邦鹏,按着我的头往杀张邦鹏的布告上撞,我解释说我那时就不在保卫处,根本不知道出事故的事。因为我顶撞他了,这个三天爬不到河沿的病夫上来就是一脚,做起坏事来劲头可真大,在批斗大会上他表示不怕病重,一定与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


与之相反的是一位军运自备车的工人王振禄,被逼的在批斗大会上撕开衣服用刀剖腹血流胸膛:看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一个下的是黑决心,一个是表示的红心肠。


军运科的小邢被陷害的罪名是窃取军运情报,被打得死去活来,把人逼得走投无路三次自杀。第一次是用刮脸刀片切断动脉;第二次又吞进几根针胃被切开取出针,伤口尚未痊愈就又拉出来批斗;第三次人被逼的走投无路惨遭折磨,从二楼跳下身亡。这是公安保卫部门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


鬼不能叫门,但是“鬼会叫魂”,那些夜梦中鬼魂冤仇的嚎叫声,吓得他们心颤肉跳,梦醒一身冷汗魂不附体,祈祷上帝赎吾罪过矣。这么一帮人真是不让你活,打的你头发晕来眼发花,看地上全是骷髅头,诱发你不想活产生自杀念头。


我也曾想不遭这个罪了,一“走”了事,人想死不难,从窗口跳出去就得了全当跳个高。可是冷静一想,就这么一死也太无能,有谁出来给你证明是好人,是清白无瑕的革命者。



10



有一天,对我们这些被专政对象来个全身大搜查,所有的锐器、刀片、针等等,能自杀的工具都给没收。 所谓清队破案运动,一开始就被迫害致死有实验部副主任,二生产部很有才华的工程师。“二赵”不仅不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叫喊什么死走资派、死反革命分子、死有余辜,从而助长了逼、供、信的嚣张。


国家一级教授、炸药专家钱晋,被刑讯逼供数个昼夜,逼出个“西北派遣军”来,活活将其打死,真是罪责难逃。“二赵”私瞒军情,当周总理问及钱晋之死时,竟然谎称是“因病死亡”,谎报真相妄逃罪责。


第二生产部工人马久昌,在一个军代表的策动组织下,一帮打手用多种刑具拷打,更为残忍是用长针扎胸腔和腹部。由二十二基地医院解剖诊断为多处伤痕,心脏被针扎状致死。


这两起刑讯逼供、打人致死的案件,是一九七二年春季中央在北京召开九院扩大会议(简称北京会议)上的结论。


这次会议(北京会议)在稳定局势,团结大多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整领导班子,恢复科研生产,平反昭雪上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蓄意制造重大迫害致死,追究主要凶手刑事责任的工作,可以说是基本没做。


在贯彻北京会议精神中,同时将“二赵”运动中掌权的师、军级军代表调到各大军区,随之那些团、营、连、排级干部分批调动。这一措施必然波及曾经跟随做了错事,却又背上了怕当“替罪羊”这个思想包袱的人,他们惊慌失措自找门路,调出这个危险之地——二二一厂。所以说追究凶手刑事责任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知在一九八四年整党时,只对马久昌专案组一位军代表(还是调到地方,如果还在军队那也没事。)定为“三种人”。在这之前没核查过一个人的问题。当然被调走一些人中,也有不少是离开这“危险之地”,找个安全之家。同时还有好多在核工业中做出贡献的技术骨干,含着泪伤心地离开了他们并不情愿离开的国营二二一厂。



11


    

一九七0年六月全厂的清队破案形势,不知为什么掀起一个大高潮,将我关到总厂红旗图书馆楼下。被专政的人多了,从东向西十几个房间都关的人。白天晚上挨排打人,这一次打人比上次狠得多,刑具是木棍和橡皮管子,专打腰部和颈部,打得人嚎嚎叫,残暴至极,从喊叫的声音能判断是谁在哪个房间。


在这里还有押运警卫科长陈英诬陷他的罪名是破坏军运的首要分子。可是有谁知道陈英在火车上,为防止放射性核部件被碰、被撞,就自己用身体护卫核部件四天四夜,不怕辐射自己......


在这个红旗图书馆里哪有一点红色的味道,完全是白色恐怖笼罩着,不知这些人从什么时候学会法西斯那一套。


每个房间就是一个字——,有时从东打到西,有时从西打到东,当听到旁边房间有人被打的声音了,自己就要有挨打的思想准备,下一个就是我了......


在这个红旗图书馆里我被拷打了一个月,几乎每天一次。我这个人还有个倔犟劲,怎么样打我就是不叫一声的。打手用他家里的擀面仗打我的颈部,使用硬器械打颈部,人的头就自然上扬,好像是不服气的架式,这并不是我的自觉行为。他们就更来劲了:你还挺硬,你越硬就越打。直到那位警卫干部他自己打累了才住手。


几次把我打的实在无奈,我就手拿着毛主席著作,向专案组成员读第三卷中严禁逼、供、信。我还说了一句周总理批评过我们公安干部时,说过的一句话:“打骂犯人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这一下可坏了,打得更凶狠,一边打还一边说你不是念语录嘛,对你们反革命分子就得打。


可想,“二赵”当时在全厂推行棒子下出材料,多么坚决,多么心狠手辣。“逼、供、信”的成就天天有捷报,斗出个“反革命”来也报喜。那些在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多年没入党的,这次全在第一线入了党。并在入党志愿书上美其名曰:在与阶级敌人斗争中表现积极。这个历史记载还永远保存在人事档案的入党志愿书里,是光荣的一页吗?可是它永远不能也不敢见天日。


三天一个坦白大会,五天一个政策兑现大会,拘留、逮捕反革命大会成风,哪个单位抓不到一个反革命就是右倾。公、检、法被逮捕的有检察长、公安局长,拘留的有科员三名,隔离的有保卫部正副部长,一般干部有十几位,被点名的达数十人。


因此,“二赵”给公、检、法定性,是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代理人、保护伞、庇护所、资产阶级大染缸。帽子满天飞,想给你带个什么帽子就带个什么帽子。



12


    

我在那十八个月里就被定过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代理人,包庇坏人的坏分子。我的各类政治帽子,给带到北京,给带到学校,迫害我的妻子,迫害我的孩子。北京九所整党时,二二一厂专案组,给我妻子的证明材料写的我是现行反革命,将我在资本家堂叔叔工厂当徒工的经历,也定为是资本家代理人,这是多么可悲的政治笑话。


我的妻子被几次动员划清界限,揭发问题,两年没接到我的书信,她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一九七0年北京中学生毕业分配,“狗崽子”除外全部分到工企部门,我的二儿子被证明是走资派的子弟,带上“狗崽子”的包袱下农村插队,申请入团多次都没有批准,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从档案中抽走黑材料,当月就批准入团。那个时侯的错误路线,不仅伤害了一大批干部,而且坑害了下一代。

    

在红旗图书馆的牛棚里又关了五个月,最难过的是挨打那一个月,有四个月谁也不管你,说什么你是个“死老虎”。


一九七0 年十一月突然叫我扛着行李搬家,我提出往哪去?他们也不吭气就把我送到六十六号楼。这是一栋筒子式的办公楼,门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战士站岗,警卫排长我认识,曾是矿区公安局看守所的警卫排长。给我关在一楼17号里,我向送我的专案组人提出,给我手续看看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大气也没吭一声溜走了。



13



在这狱中蹲了一年。这一年又是怎么过的?吃的是青稞馍就菜,那青稞馍既硬又粘还是凉的,一周能给一次炸小鱼和大白菜煮粉条子。二十四个小时都亮着灯,因为门和窗户都被纸糊的一点阳光也没有,门上给哨兵留个观察孔。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白天只准坐不准站,更不准在房间内散步。


一张《青海日报》连电话号码都看,逼得我让哨兵请那位排长来,这位排长说你怎么进来了?我说一言难尽啊,提出让他请专案组给我送来毛主席著作,给我按时缴纳党费,给我北京的家按时寄钱,别无他求。第二天还真是派人送来了书,缴党费寄线都办了,他们还真办了件人事,对他们表示感谢。出狱后也验证了他们的承诺。


十八个月的牛棚生活,在狱中是十二个月,这一年也有好多故事发生。十二个月没“审问”一次,所以说三百六十五天没挨一次打,从这一点来说关在这里还是个好事。就是静坐、看书、吃饭和睡觉,去厕所喊报告。


半个月放一次风,后半年一次也不放了,所谓放风就是在门外用砖围几个圈,圈墙比人高,以晒被子方式把被子搭在墙上当门帘,人在一个平方米范围内转,只能看见天和地,完全与世隔绝,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报纸,报纸是我们这些人的宝贝。



14



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一天,把我叫到专案办公室谈话。这位专案组成员外号叫小队长,第一句就说:”你不过是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你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可以说。“

我说:“我是个什么样的干部以后再评说,林彪已经完蛋了,也该把我放了吧,为什么还关押我?”

他迟疑一会,他很惊奇的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义正言辞的告诉他:“《青海日报》转载《辽宁日报》批判林彪讲话的长篇报导,这还不说明问题吗!”,“今天在路上我特意看俱乐部两侧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大幅标语拆除了,更验证了林彪完蛋了!!!”


十八个月的时间,我没刮过胡子脸,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子,自己也没有镜子照过一下自己,他们大概怕惹出非议来给我刮了胡子。


当时,我想该自由了!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终于要实现了!


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救了我们,更是周总理洞察一切,解放了我们。




注释:

1.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微信群

《回忆二二一 • 相聚金银滩》



这里有故乡的声音

这里有故乡的味道

这里有故乡的温暖


欢迎添加群管理员微信号入群

群管理员:Z1958925

群管理员:LYF8246

群管理员:xhmg13897305579


本群青海省西海镇原子城接待处

西海镇刚察路26号楼1单元102室

联系人:张寿林先生

联系号码:13897305579



我要推荐
转发到